巢湖殯葬服務公司介紹符合時代潮流的殯葬禮儀文化。

當代中國殯葬改革的發展，離不開學界的廣泛參與。然而，一直以來，學界對殯葬研究有著某種先天的規避情結。除部分歷史和民俗學者外，學界對殯葬特別是當代殯葬改革的關注與研究似乎缺乏濃厚的興趣。在此背景下，曾有二十一位知名學者聯名投書澎湃新聞，呼吁應對鄉村的傳統喪葬禮俗進行保護，反對部分地區政府“一刀切”式的殯葬改革方式，應當說這一行為本身，便是頗具意義的。倡議書在刊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較大反響。對于從事殯葬改革的科研人員來說，這顯然也是一個值得深刻省思的機會。

關于倡議書中的觀點，贊同者有之，反對者亦不乏其人，可謂見仁見智。總體來看，至少倡議書所提到的如下兩點，是能夠站得住腳跟的。

第 一，對傳統喪葬禮俗的價值評估。作為古代“五禮”之一，傳統喪禮基本成型于秦漢時期。從秦漢到清末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其在維護社會倫理、規范社會秩序、塑造人文道德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歷史功能。倡議書對此有著較為完整地歸納和總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這一點，恐怕沒有多少人會反對。

第二，對于部分地方政府殯葬改革方式過于簡單的事實判斷。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一段時期內，殯葬改革一直是在政府的強勢主導下進行的。簡化或揚棄傳統的喪葬禮俗，是殯葬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殯葬改革中，也確實存在“一切從簡”的指導理念。相關思維一直到今天，依然在部分地方政府中有著一定影響。這種對人的遺體偏于“技術化”處理的傾向，不可避免地導致殯葬改革中“人文”取向的薄弱與缺失，也成為了政府與民眾間在殯葬改革上易生隔閡的一個關鍵所在。因此，倡議書呼吁應合理確定殯葬改革的原則，是合乎道理的。

至于倡議書所提及的應加強對鄉村傳統喪葬禮俗的保護，這一點倒是有加以討論的必要。一方面，伴隨著社會的急劇轉型以及城鎮化的迅速發展，鄉村的傳統日常生活習俗在逐步減少、變異或消亡。因此，對具有地區和民族特色的傳統喪葬習俗進行保護是非常可取的。比如，土家族傳統的“跳喪舞”（又稱“散憂禍”），以其獨特的喪葬儀式反映著傳統巴人樂觀豁達的生死觀念，具有重要的文化類型學意義，現已成為湖北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另如彝族、苗族等傳統喪葬儀式及其文化，現也正面臨消亡。史詩《查姆》是彝族民間辦理喪事時，“畢摩”念誦的經書。現懂此經書的“畢摩”已不多，懂的人且多已步入高年，相關知識確實應進行搶救性研究與保護。

另一方面，當代鄉村的喪葬禮俗魚龍混雜，需要加以辨證審慎地區分。比如倡議書所津津樂道的傳統喪葬禮俗的程序化、規范化、儀式化，的確在倫理道德教化方面發揮著一定功能，但相關禮俗的繁瑣俗套也頗限制生者真情實感的投入。與此同時，還極易產生靡費鋪張的現象。此外，民間喪葬禮俗中還往往摻雜著不同程度的風水迷信行為。諸如倡議書所說對當下鄉村擺路祭、摔喪盆、打喪幡等喪葬禮俗也應予以保護，恐怕就有些走了“回頭路”。自民國時期以來，破除迷信、務求簡便、革除繁雜靡費、實行短喪等，一直是國家殯葬改革所追求的目標。事實上，隨著近些年來鄉村社會的發展，當下鄉村的喪葬禮俗自身也有著不同程度的簡化，這也是國人部分進行革新的結果。因此，客觀地講，類似披麻戴孝、擺路祭等相關傳統喪葬禮俗，恐怕更多只在民俗學的層面上更具意義。

毋庸置疑，喪葬禮俗屬于文化的范疇。恰如文化學者所指出，文化具有三個層次：即與文明同構的文化內核、輔助內核的宗教價值觀體系以及人們的日常生活習俗、習慣等適應自然、利用自然的各種技巧。三者之間，文化內核居于主導地位。文化內核發生變化后，第二、三層次的文化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只不過，包括日常生活習俗在內的第三層次的文化，變化相對緩慢。

若以此來關照中國喪葬禮俗的歷史變遷，便會發現，傳統喪葬禮儀的制定，實際上是我國傳統農業文明的產物。與此同時，必須明確一點，那就是傳統喪禮的本質在于維持、強化傳統社會的宗法制度，與傳統社會的等級制度是相適應的。民國時期等級制度解體后，傳統的喪葬禮儀也便失去了存在的社會基礎，已不能滿足時代的發展和需要。為了建設現代國家以及構建現代文明之需，民國時期歷屆政府也著意對傳統習俗進行改造。如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新式喪禮（諸如國葬、公葬等），反映著新的時代氣息，是符合時代潮流發展的。

民國時期改造舊習俗、建設新型國家的努力，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繼承。1956年殯葬改革的啟動，表面上看與當時相對貧困的經濟環境有著極大關系。但就歷史淵源而言，與民國時期揭橥的建設現代文明的歷史脈絡也是一致的。在新中國殯葬改革啟動后的一段時期內，黨和國家政府對傳統殯葬禮俗進行改革的目的，便是要將喪葬活動的意義從傳統的指向宗法家族的層面轉移到對社會貢獻的面向上來。一個人的死亡，已不僅僅在其宗族或家族譜系中具有位置，更重要的是還將其納入到對國家和社會貢獻的坐標體系之中。比如，具有廣泛社會動員作用的追悼會，在新中國后第 一個三十年便曾得到廣泛運用。這與當時國家所推行和倡導的社會組織、意識形態是相一致的。在政府部門的強勢介入下，傳統的喪葬習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曾經一度絕跡。

不過，這樣的一種情形，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卻逐漸發生了變化。伴隨著社會單位制度的解體以及市場經濟的興起，特別是政府在民俗改造運動中的有意無意退出，對殯葬禮俗的規范忽然出現了“真空”。由于各種原因，追悼會等新型喪葬儀式在上個世紀末以來開始走向邊緣。由此一來，在傳統喪葬禮俗受到巨大沖擊、“新”式的喪葬禮俗未曾完全確立反而逐漸式微的情形下，導致民間特別是鄉村的傳統喪葬習俗再次抬頭，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泥沙俱下，發生著程度不同的變異。換句話說，當下鄉村的喪葬禮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代表傳統喪葬禮俗，恐怕也要打上一個問號！

盡管如此，倡議書卻也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殯葬禮儀之于喪葬活動的重要性以及究竟當如何來對待傳統。回顧六十年來的殯葬改革，政府部門在喪葬禮俗上“破”多而“立”少。儀式的一味簡化，必不可少地帶來了內容的缺失，同時也使得相關儀式的教化功能隨之弱化乃至消亡。

可以說，時至今日，在關系殯葬改革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政府、社會和民眾之間，仍有許多方面未能達成共識。政府部門在殯葬改革方面，也已進入瓶頸期。比如，殯葬活動的本質，究竟當是什么？面對傳統的喪葬禮儀，究竟如何推陳出新？殯葬改革究竟應朝哪個方向發展？如此等等一系列基礎理論問題，依然在困擾著當下殯葬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由此一來，也便難以建立起一套既尊重傳統又符合時代潮流發展的現代殯葬禮儀體系。而這，也便使得政府的殯葬改革極易受到社會各界的詬病！

時代的發展，顯然需要符合時代潮流的現代殯葬禮儀體系。《論語》有云：“喪，與其易也，寧戚”。在很大程度上，殯葬活動是生者向逝者表達哀思的高級情感和文化活動。殯葬活動的這一本質屬性，也便決定了在現代社會殯葬禮儀的構建上，首先應以有利于真情實感抒發的“盡哀”為指歸，其次才是被賦予一定的社會文化意涵。只要對殯葬活動的本質以及自上世紀初以來的殯葬改革史進行一番正本清源的省思，其實也并不是沒有可資借鑒的相關資源。在現代社會形成的時代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探討更加富有彈性、更具柔性的現代殯葬改革路徑，滿足人們多元化、個性化的現代殯葬需求，進而構建出一套現代的喪葬禮儀體系，已是政府、學界乃至社會各界亟待解決的一個大課題。